恕字务伯，太和中为散骑黄门侍郎。 恕推诚以质，不治饰，少无名誉。及在朝，不结交援，专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于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时公卿以下大议损益，恕以为“古之刺史，奉宣六条，以清静为名，威风著称，今可勿令领兵，以专民事”。俄而镇北将军吕昭又领冀州，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方今二贼未灭，戎车亟驾，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绅之儒，横加荣慕，搤腕抗论，以孙、吴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术，修将率之事。农桑之民，竞干戈之业，不可谓务本。帑藏岁虚而制度岁广，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不可谓节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虏未宾，三边遘难，绕天略匝；所以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譬策羸马以取道里，岂可不加意爱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节俭，府藏充实，犹不能十州拥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而陛下复以冀州宠秩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囯家征求之府，诚不当复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当须镇守，自可专置大将以镇安之。计所置吏士之费，与兼官无异。然昭于人才尚复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势不独多。
以此推之，知国家以人择官，不为官择人也。官得其人，则政平讼理；政平故民富实，讼理故囹圄空虚。陛下践阼，天下断狱百数十人，岁岁增多，至五百余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迟，牧守不称之明效欤？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损二；麦不半收，秋种未下。若二贼游魂于疆埸，飞当挽粟，千里不及。究此之术，岂在强兵乎？武士劲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犹人之体，腹心充实，四支虽病，终无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楼偻，实愿四州之牧守，独修务本之业，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论难持，犯欲难成，众怨难积，疑似难分，故累载不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类皆疏贱；疏贱之言，实未易听。若使善策必出于亲贵，亲贵固不犯四难以求忠爱，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文帝曹丕继承王位，赐予杜畿关内侯的爵位，征召他担任尚书。等到曹丕正式登上帝位，又晋封杜畿为丰乐亭侯，食邑百户，兼任司隶校尉。文帝率军征伐吴国，任命杜畿担任尚书仆射，统管留守朝中的政事。后来，文帝巡幸许昌，杜畿再次留守洛阳。接受诏命督造御用楼船，在孟津试船时，遇到大风沉没。文帝为杜畿之死伤心流泪，下诏说：“过去商的祖先冥忠于水官的职守而死在水中，周族始祖稷辛劳播种百谷而死于黑水之山。前尚书仆射杜畿，在孟津试船，以至于船沉身亡，真是忠心耿耿，朕很哀怜他。”追赠杜畿为太仆，谥号为戴侯。儿子杜恕继承他的爵位。
杜恕字务伯，太和年间担任散骑黄门侍郎。杜恕以诚待人，朴实诚信，不夸饰自己，年轻时没有名气。到朝廷后，他不结交攀援，一心忠于王室。每当政事有成功或失败时，他常常引用法度来规谏，因此侍中辛毗等人很器重他。
当时公卿以下的官员常常议论朝政得失。杜恕认为：“古代刺史，奉诏宣告六条，以清静著名，以威风著称，现在可以不要让刺史领兵，要使他们专心民事。”不久镇北将军吕昭又兼冀州刺史，杜恕就上疏说：做帝王的方法，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了。安定百姓的办法，就是使资财丰裕。多财，就是致力农耕而节省财用。现在吴蜀未灭，军队一再出征，这正是勇士们施展才力的时候。然而官员中的儒者们，纷纷羡慕战场的荣耀，扼腕大声争论，认为当以孙膑、吴起的军事为首要，州郡的刺史太守，都忽视安抚百姓的办法，去学习领兵打仗，耕田种桑的百姓，也争着去舞枪弄刀，这不能说是务本。国库一年年空虚但各种礼制法令一年年扩大，民间的人力、财力一年年衰退而赋税劳役一年年增多，这不能说是节用。现在大魏拥有十州的领土，但由于蒙受战乱的损失，统计户口还不如过去一州的百姓，然而吴、蜀两国依然犯上作乱，北方民族尚未归顺，幽、并、凉州三边疆战乱迭起，四方都不平静。因此率领一州的百姓，经营九州的土地，这种艰难，就像驱使着疲弱的马赶路一样，怎能不加倍爱惜它的力量呢？以武皇帝的节俭，国库充实，仍不能十州都拥有自己的兵力，也只有二十郡能有兵。现在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等边境各州都有军队，国家所依靠来对内充实府库，对外控制四夷的，只有兖、豫、司、冀四州。臣过去认为州郡刺史太守主管军事，就会只专心军事，不勤于民事，应该另外设置将领，以尽力治理军队。然而陛下又以冀州刺史的职位来尊宠吕昭将军。冀州户口最多，田地多已开垦，又有丰富的桑枣，是国家征求赋税的府库，刺史实在不应该再兼管军事。如果认为北方应该镇守，自然可以专门设立大将来镇守它。预计另设将吏所需要的开支，同兼官没有什么区别。吕昭这样的人才在朝廷还是容易找到的，朝中如果缺乏人才，那么兼有文武全才的人更不多。由此推论，可以知道国家是为人而选择官职，不是为官职而选择人。官署有了合适的人才，就可以做到政事清明，诉讼公平。政事清明，所以百姓就富裕，诉讼公平，所以牢狱就空虚。陛下继帝位时，国家审理判决的只有一百几十人，以后年年增多，现在有五百多人了。百姓没有增加，法律也不是更加严峻，由此推论，这岂不是政治教化衰落，刺史太守不称职的明显结果吗？往年耕牛死亡，通常比例在十分之二；如今麦子收获只有五成，秋种未能播下。如果吴、蜀两国再次挑起战争，我们用车船疾运粮草，相隔千里恐怕会来不及。推究这些治理的方法，怎能说是强兵呢？军队越来越多，越多毛病越大。国家就像人的身体，腹心充实，四肢虽然有点毛病，终究没有大问题。现在兖、豫、司、冀四州就是国家腹心。因此愚臣勤恳恭谨地希望四州的刺史太守，专心致力于根本，以承受四肢的重负。但孤单的议论难以坚持，违犯上级的愿望难以成功，众人怨恨不宜积累，似是而非的问题难以区分，所以愚臣的建议数年不被英明的君主察觉。凡主张这类意见的人，大体都地位卑下，关系疏远，这样的人的意见，实在不容易听从。如果认为好的建议都出自于亲贵，亲贵本来就不会冒犯我上边所说的四难而追求忠爱，这是古往今来常常令人担忧的地方。
时又大议考课之制，以考内外众官。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才且无益，所存非所务，所务非世要。上疏曰：
《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诚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当其官，有功者受其禄，譬犹乌获之举千钩，良、乐之选骥足也。虽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法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也。
当时朝廷又大议考课的制度，用来考核朝廷内外的官员。杜恕认为用人不能发挥其作用，虽然有才能也无用处，目前存在的考核制度不符合官吏应达到的要求，而对官吏的要求又不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因此上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