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东晋，士族业已定型，士族地位稳定，中正定品变成了例行公事，士族、庶族之间的分隔似乎是“天隔”。但是，士族内部的高下序列仍有升降。例如颍川庾氏，西晋时已列士族，而成为一流高门却在东晋联姻皇室之后。后来庾氏受到桓温、桓玄的打击，刘宋以后地位降低了。陈郡谢氏，大家都知道在东晋是与琅邪王氏并列的第一流大士族，然而还被阮思旷认为是“新出门户”（《简傲》），谢氏的地位是后来上升的。

从上举事实中可以看到联姻皇室对于一些家族的地位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士族制度下，婚姻是受到特别重视的一件大事。《世说新语》中有关这方面的故事不少。如汝南李氏是富人，但是寒门庶族，不惜以女儿络秀给周浚作妾；直到络秀生了周兄弟，还对儿子说自己作妾是“门户计耳”（《贤媛》）。可见寒门高攀士族，地位自高。又如王导初到江南，要笼络吴中大族，想与吴郡陆玩结为亲家，为陆玩所拒绝（《方正》）。这两家都是士族，但陆玩吴人，视北人为伧父，不屑与之联姻。

士族注重门第，势必重视家谱。九品中正制实行后，呈报品状，一定要稽考谱牒。魏晋还设有谱官，凡百官族姓之家有谱传者，都呈于谱官，为之考订正讹，藏于秘阁。《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所引家谱多至三十六种。

门第家世受到如此重视，相应的就重视家讳，用以表示自己家世的优美和传统的高贵。日常应接中，如有人误犯家讳，就要极为敏感地悲泣趋避，做出奇怪的举动。《世说新语》记录此类避讳、犯讳的故事也不在少数。陆机以卢志家讳相戏，竟招日后杀身之祸（《方正》、《尤悔》）。甚至有相互间以故犯家讳为嘲戏的，如司马昭之与钟会、陈骞、陈泰（《排调》）。官员到任，属吏就要请示避讳，如王述之拜扬州刺史（《赏誉》）。偶一不慎，犯人父祖之讳，贻笑非浅，如晋元帝之误犯贺循父贺邵讳，惭愧得三日不出（《纰漏》）。

士族又特别重视流品。寒门庶族出身的人，即使才能超越，也不能和士族交游并列。何充亲昵庸杂，就此有损声誉（《品藻》刘注引《晋阳秋》）。习凿齿学问出众，王献之却看轻他出身寒士，不肯和他并榻（《忿狷》）。

士族既居达官高位，聚敛积实，占有大量财富；富有之后便是大规模兼并土地。王戎性好兴利，广收膏田水碓，洛下无比（《俭啬》）；祖约好财，使人占夺乡里先人田地（《雅量》刘注引《约别传》）。士族还占有山湖川泽，百姓樵采渔钓，都要交税。他们占据了山泽，不但坐收渔猎畜牧之利，还建造园亭宅墅，以供赏玩。如石崇的金谷园，谢安的经营楼馆。他们还任用仆役，大量经商。像石崇，为荆州刺史，还劫夺杀人，以致巨富（《汰侈》刘注引王隐《晋书》）；像郗，大事聚敛，有钱数千万（《俭啬》）。

士族高门不仅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而且是文化的传统继承者。士大夫要以玄理文笔作为他们出身高贵和才华出众的表现，所以，典籍文义正是士族子弟用以显示高贵的招牌。魏晋文士学人的社会地位，主要决定于他们的门第和官爵，他们的诗文的优劣高下倒是次要的。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到的建安七子，其中孔融、王粲、应玚、陈琳都出身于高门世族。西晋初年，一时文士多依附于贾充之门；贾谧干政之后，他身边的文士有“二十四友”之称，陆机、陆云、潘岳、石崇、欧阳建、左思、刘琨等都在其内。过江以后，士族势力更加发展，文士凭门第进仕的也更多，而且进升很快，才力用到文义方面去，所以一门能文的现象也常有出现。《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琅邪王氏的有二十人，陈郡谢氏的有十二人，就是例子。

至于寒门出身的文人也是有的，他们孜孜勤苦，以文籍学业为进身之资，也间或有被赏识而成功的，如张华、山涛、乐广等。